中国古代贸易的历史轨迹一直可以延伸到开始有资料记载的商朝，尽管那时仅仅是方国之间的以物易物，这也足够说明我国古代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物质生产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只要是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物质生产就会更加繁荣，贸易也就这样产生了。随着族群的扩大，变成一个拥有较强力量的王朝国家，对外贸易更是需要频繁进行。故步自封不会有任何发展的余地，只有通过不断地与周围国家的交往，才能在政治上处于更巩固的地位，社会生活上才能够实现丰富、充实和多元化。
沈光耀先生所作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专门从贸易史的角度介绍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状况，不同于以往将贸易史简单的附加在古代史的后面。从边缘学科到着重叙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书中不仅有从古至今的贸易叙述，还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根底。
书中以国内为经，以国别为纬，按照时空序列，谋章布局，自成一体。首先在前言和对外贸易的起源和特点中提出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贸易即代表主权地位的对外贸易的发生、发展、繁荣与衰落的过程与封建社会的演变是一致的。闭关锁国并非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而是对外开放与相互交流；历代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脉络：秦的“七科谪”抑制商贸；汉代大鸿学寺专管外务，开通海陆“丝绸之路”，发展“贡赐”贸易；魏晋南北朝从实际的经济利益上考虑提倡对外贸易，海上对外贸易发展较快；隋朝是对外贸易的先行者，四方馆作为外事机构，积极发展西域和南海；唐朝安西、安东、漠北、安南四大都护府的设立，体现了作为繁荣大朝的统一和自信心；宋朝对外贸易的税收对当时总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元朝低税、招徕、保护、奖励的政策扩大对外开放；明朝从孤立到时开时闭；清朝限制贸易政策更甚。
这一脉络也证实了作者国力与自信心与对外贸易的密切关系；随即对封建主义的贸易体制与市舶制度以及对外开放政策做了详细的介绍；针对我国古代出口代表产品：丝绸、瓷器、漆器以及进口的香料在各朝的的贸易情况进行概述；广州、宁波、上海这三大港口从古至今的重要地位以及兴衰变迁；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变化；与东邻国家、南洋诸国、南邻印度各国、南亚、阿拉伯、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的贸易往来；鸦片战争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最后是介绍中外商务往来与重要著作。
全书内容紧凑，叙述深入浅出。作者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对学术界中流行的许多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在历史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闭关自守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传统；古代对外贸易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对外贸易“始于秦兴于汉”以及历史分期；对外贸易中三次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机以及古代贸易史上管理体制、商品结构等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借鉴等。新的见解自然会有新的启发，也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灵感火花。
读完沈光耀先生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往的认知中，认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宗法关系为纲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不发达，对外贸易微不足道，那些朝贡贸易充其量只能算是宣扬国威，搜寻珍奇物品来满足统治者私欲的手段。但沈光耀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是有多方面作用的：出口的丝绸、瓷器、漆器这类手工业产品，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贸易带来的棉花、烟草、土豆、玉米等，丰富了物质世界；航行使用的船舶、罗盘、航海技术，促进科技文化的进步；大型贸易港口广州、明州、上海等地，带来南方的开发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采用大量的实例论证了对外贸易在古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明确提出，“史学家的传统观点说，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不具有什么经济价值，甚至认为起了消极作用。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通过比较税收在各朝所占的比重，以及联系封建社会发展沉浮的趋势，得出“闭关只能加快封建政权的腐朽进程，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必然导致落后、挨打。”这一重要论点。
物质生存资料的“吃”，对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之际，社会相对安定，政府采取不依人口的政策，导致当时人口剧增。唐宋以后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丘陵山区开发，传统的小麦、水稻的种植结构所产的粮食总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从美洲引进的土豆、玉米和花生适宜在各种环境下生长，对当时因为人口增长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出现的粮荒有极大地缓解作用。
对于“穿”，中国为人熟知的丝绸蚕桑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得起的。唐朝已有人感叹穿衣的艰难。宋元之际，吉贝布也就是棉布引进中国，大面积的种植棉花，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穿衣结构。再结合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高超的染布技巧，以及黄道婆等人的织布技术，使得传统的麻葛布衣转变为“松江府州，衣被天下”的宏大局面。
在“用”的方面，不能不提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它们不仅在本国的生产和发展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传入其他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同样意义非凡。东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使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播更加方便；雕版印刷术到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使古代先贤的著作得以流传。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在贸易的旅途中传入欧洲，经过改造瞬间成为推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进入近代社会的助推器。由罗盘一步步发展成的指南针，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加强了与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的物质和文化联系。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新殖民地的建立等创造了条件。由炼丹术士发明的火药，在宋朝就被运用到军事上，一步步向西方传入的途中，不断的加以改进，由此造成西方骑士冷兵器时代的结束，“炸开了”近代社会的大门。
所谓“行”，航海技术更是对外贸易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宋对外开放的热潮期，中国的大船，无论在负荷能力、船体结构还是在航行的里程数上都是首屈一指。明初，郑和七次带领商船航行远及波斯湾，每次大船上都能载人二三百，更不用说载于船中的货物。每次出行几十只大船浩浩荡荡的队伍无不显示中国船舶制造技术的领先地位。在郑和船队返回的七八十年之后，意大利热那亚的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驾着三只不大的航船，带着刚从中国引进的航海罗盘，踏上新航路的征途。两相对比，高下即见分晓。至于后期中国拥有更好的航海条件，却没有在新航路的开辟上展现自己雄风，则是封建体制与封建思想禁锢所致，后期的落后并不能代表它之前没有过辉煌。
古代对外贸易史上对中国人民精神上的影响更体现在与外国文化的交融方面。如今的五十六个民族融洽相处的场景正是古代贸易友好往来的缩影。汉族人民所具有的的勤劳勇敢以及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化在与其他民族贸易时，一点一滴的渗透；中亚、西亚人民所具有的的重商思想以及天文、艺术等文化内涵也慢慢传入中国。正如古代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交往：唐宋时期以中国为师，宋元以后则为友。关系的演变一方面说明联系没有中断，另一方面则说明贸易影响下的日本发展速度较快。从文字到朝廷的建制，甚至到房屋的建筑都以中国为贵。传播到日本的瓷器和漆器也随着日本人的使用改进再出口回中国，互派僧人和学者加强交往和学习，使得两个国家共同实现进步。
精神上更多的影响要最主要表现在宗教上。历数当前流行于中国的宗教，除了本土生长的道教，基督教、佛教（又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伊斯兰教等都是在与外国进行贸易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传入中国的。当代中国奉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古代，宗教的信仰与统治者的想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从陆上西去取经，求得佛法。回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都是更晚一些，或者是通过传教士或者是中国在贸易中学习而来。不管是以哪种方式，中国的宗教文化由此更加丰富多彩。针对传教士来华，沈光耀先生提出很新颖的观点，他认为马可・波罗叔侄一行来华应看做是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代表了西欧、尤其是威尼斯商界同中国及东方国家通商的强烈愿望而非宗教和政治的活动。
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的物产、市场、商业活动等报道非常详细。他作为威尼斯商界的后代，自然同其国家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就连欧洲要去东方寻求发财机会，掀起“寻金热”的热潮，也与《东方见闻录》中的记载有很大关系。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等活动的展开，与此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上述的物质上的“吃”、“穿”、“用”、“行”还是精神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宗教的来往，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外开放贸易对宋朝的影响尤为显著。北宋和南宋都偏安于南方一隅，陆上的贸易已被金国封锁，剩下的海上贸易是其支撑几百年的重要前提。宋朝与其他呈现出统一恢弘气魄的唐朝、元朝、明朝都不相同。宋朝的贸易形势不是“厚往薄来”，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友好平等贸易。其原因不难发现，当时的国力不允许它有过高的虚荣心。腐朽的南宋政权得以维持一百多年的半壁江山，除了人民的抗金斗争之外，南方的财政收入，广州、泉州、明州等口岸的市舶之利，对稳定南方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元代灭宋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南宋残局仍然寄希望于泉州市舶的力量，而泉州市舶使蒲寿庚的叛宋，使南宋失去最后的依靠，也是加速灭亡的重要因素。把目光仅仅投放在统治集团的腐朽是片面的历史观，应从整个王朝发展的所具备的因素进行整体把握，对外贸易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
与封建社会演变相一致的对外贸易也有着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过程。作为一种主权地位的对外贸易，两千多年来，中国既没有古代罗马时期的奴隶贸易，也没有殖民时期的血腥贸易，始终奉行的是平等的贸易原则。沈光耀先生在前言中谈到，“没有重商主义，也没有利用贸易积累资本，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焕发着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辉。”中国历史上有着发达的商品交换与对外贸易，偏安一隅的宋朝出现的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元朝辽阔的地域与广泛的开放都能真切地说明，“闭关锁国”造成的晚清亡国的悲惨历史不能忘记。但从总体来看，对外开放和互相交流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的主流，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得到对外开放和互相贸易的繁荣之时的波澜壮阔，我们也能看到不能有效交往转化成社会转型动力的漩涡。如今的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结合以往对外贸易的有效经验，建立顺应时代的贸易体制，坚持改革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定将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