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方面突显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变化。商业经济突飞猛进，郝延平教授称其为“宋代商业革命”。于是在宋朝，中国开始进入开拓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宋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在唐朝的基础上更为发达。
在海上外贸管理法制上，宋朝的立法者在设定政府主导海外贸易发展的基调中，更强调寓管制于开放，海外贸易管理的立法精神趋向开拓。因此，宋时的民间海上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增加。
官民合力，成就了当时国人的重商精神和海洋意识，也拓展了中国商人在印度洋以东的海外贸易市场.繁盛程度并不逊色于16世纪前期西方的重商主义时期。
一、立法背景：经济利益的凸显
唐中叶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南移。在此背景下，两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为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宋朝农业的发展首先是对江南的开发，把长江下游河网交错的低洼地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出现了许多大圩田，“乡落圩田相望，皆千百亩”。
随着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稻谷种植总量远超粟、麦，跃居全国粮食作物的首位。同时，茶、桑、麻、棉花、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日显专业化、规模化。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全国的纺织、陶瓷、造船、印刷、造纸等各行业，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纺织业，民间出现了不同于官府手工作坊的大量“机户”、“机坊”，并在传统丝织业的基础上开始了棉织业。在陶瓷业，青瓷闻名中外，出现了汝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数大名窑，宋瓷因而成为当时出口的大宗商品。
另外，火药和火器的生产、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等，都极大刺激了手工业和科技的进步。商业的繁荣打破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出现了一大批《清明上河图》中所描述的汴京这样的工商业城市。并由此发展延伸出以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网络状的区域性地方市场，也造就了广州、泉州、明州这样的沿海贸易城市。
同时宋朝的出口商品除了传统的丝绸、瓷器之外，还增加了相对廉价的纺织品、日用器皿、酒、粮食等生活日用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的进出口货物品种多达 410 种以上，其中的日用消费品贸易量崭露头角。
海上对外贸易商品种类从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的过渡，使得大规模贸易成为可能，也使得海上外贸与国计民生的关系愈发紧密。同时开辟了由中国南海经过马六甲海峡，再横渡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岛的新航线。在航海技术上，宋人已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潮汐、指南针技术，“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到13 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成为海上对外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一改前朝海上外贸以蕃舶为主的态势.然而经济上的繁荣却无法掩盖政治上的疲态。在政治和军事上，宋朝始终内忧外患。西北有辽金二敌，南有交趾。
宋政府在外交上一直采用收缩、被动的政策，于北方求生存，于南方求稳定。对诸国派来的使臣，“来则不拒，去则不追”。宋政府收缩性的外交政策，在前朝大多数为政府控制的海上对外贸易领域，在宋朝基本上都留给了民间海商。
同时基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宋政府在海上对外贸易管理上，制定了许多法律规定来鼓励海上对外贸易这一巨大的财源。基于城市和商业的繁荣兴盛，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折射出理性之光，商人慢慢成为一股很有实力的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作为宋政权的广泛参与者，反对空谈仁义道德，讲求现实和功利。行商做贾，利国利民，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这种转变是一种原动力，有力的推动了宋朝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宋朝海上外贸管理的法律规定
宋朝法律允许的海上对外贸易主体分为官府与私人两类。元丰年间开始，鸿胪寺全面负责朝贡事务，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鸿胪寺归并礼部。地方上，则由地方长官负责接待事宜。
宋朝“积弱”的外交政治格局，使得北宋的统治者过于重视朝贡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以巨额的回赐“粉饰太平”。因而北宋初期，政府对朝贡贸易并不加以限制，外国商人纷纷借朝贡之名来华牟取商业利润和宋朝丰厚的赏赐。这种现象在海上对外贸易兴起后，逐渐有所改变。
此外宋朝政府还制定了各种禁令，严格限制海外贡使私自的交易和活动。贡使前往京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进，由中方特遣使臣监督，“无故不得过一日”。由此可见，不容易被朝廷掌握的朝贡附带民间交易，是为宋政府严格控制的。
另外朝廷还会视情节给予告发者一定的奖赏。之后南宋政府仍然保持一再削减或拒收贡物的政策，并屡屡颁诏地方政府就地交易贡物，有时甚至干脆关闭朝贡大门。
另一方面，针对蕃商，宋朝政府非常注重制定吸引外商的法律政策。第一，规定蕃商来华时，市舶司必须设宴慰劳，以礼优待来提高其来华贸易的积极性。第二，宋承唐制，在广州、泉州等外商聚集地设立“蕃坊”，由蕃长具体负责管理。
1.海上外贸税收的法律规定
针对巨额的海上对外贸易利润，宋朝政府规定了“抽解”的税收制度，以增加财政收入。“抽解”，也称“抽分”，是针对海上对外贸易中到岸的进口商品按一定比例征收的一种实物税，类似近代的关税制度。
按照宋时法律，所有贩到的舶货都必须先由市舶司抽解。作为国家财政制度的一部分，抽解受到官府的严格监管，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会受到严厉的制裁，“虽一毫皆没其余货”，所以商人几乎不敢违反。 宋时抽解的税率随着时势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抽解条约”，从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不等。
南宋时期，中央财政过分依赖海外贸易，税率提升，逐渐破坏了元丰时期的抽解之法。然而税率过重带来的最直接的负面影响，便是影响了蕃商贸易的积极性。绍兴十四年，龙脑、沉香等四种货物的税率已经到达四分，蕃商都陈诉抽解太重，宋政府只好恢复原来十分之一的税率。
同时，为了限制商船在外停留的时间，南宋孝宗隆兴二年还制定了“饶税”法令，用税收杠杆来限制商船的返航时间：从发给公凭之日起，如果海船能在五个月内返还，便可享受税收优惠。如果一年之内回来，则不能饶税，如果一年以上才返回，则要进行法律制裁。
2. 惩治不法官吏和贵族的法律规定
由于海上外贸法制的实行与国家财政收入密切相关，宋朝政府不仅不断修改市舶法律及时调整，还一直敦促市舶司等相关官员和贵族谨慎行为，专门颁布法令惩治违法行为，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基于巨额利润的诱惑，宋时出现了许多违反海上外贸管理法律规定的情形。
一是相关官员和贵族以权谋私。官吏经商通常使用公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财大气粗又大权在握，一般舶商难以与之竞争。这种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海上对外贸易秩序，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因此大幅度减少。对此宋朝政府不断下令予以打击，严禁官员贵族与民争利。
三、宋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的实施
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如半壁江山、海外贸易的复杂性等，宋朝并没有制定一部完整的海上外贸管理法。但宋政府在长达三百多年的统治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海上对外贸易的敕令，对海上外贸进行因时制宜的管理。
总体来说，宋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在实施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宋朝海上外贸管理的法律实施始终以巩固中央集权为重心。如前所述，宋朝在全国设置和废除市舶司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是为了不断加强中央政府对海上外贸的垄断，从而达到巩固中央政权的作用。
在之后的官员设置中，宋中央政府始终力图通过市舶司，使海上对外贸易逐渐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而直接为中央财政服务。通过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的实施，宋中央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
第二，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与市舶司体制的独立，极大促进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两宋时期，朝贡贸易已经不能为宋中央财政带来大额的收入。于是私人海上对外贸易被列入合法范围，私人海上对外贸易也成为宋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的重点调整对象。
同时市舶司制度逐渐独立于其他行政机构，成为海上对外贸易的专职管理机构。私人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市舶司体制的独立，打破了朝贡贸易的垄断局面，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历史性变化。由此而带来的繁荣，使得宋朝海上对外贸易在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和贸易对象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朝。
结语
宋朝，海上对外贸易开始逐步疏离政治，复归其本来的经济属性。中央政府在积极发展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思想下，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从立法上保障权益、鼓励贸易。同时政府与商人之间难能可贵出现了合作和激励的宝贵尝试。
这一时期的发展，却并没有让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法律体制走上体系化、独立化的道路。伴随着宋朝政治命运的终结，海外贸易管理法制没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
但我们必须承认，宋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的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宋时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成为元朝《市舶则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