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2016年8月底正式落成了十三行博物馆。
“十三行”是广州人都知道的批发市场集散地，但年轻一辈却鲜有了解其风光无限的历史商贸地位。
被列为“广州重点文化项目”的十三行博物馆，设有“清代十三行历史展”和“十三行时期文物展”。从其庞博的商业发展足迹可以看出，当时的十三行确实在中国与海外通商的贸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
再追本溯源，我去看了很多跟十三行历史有关的资料，最终在从事中国商帮变迁、商业趋势走向、政商关系、老子管理思想、家族传承等方面研究的学者王俞现老师的著作《权力资本与商帮：中国商人600年兴衰史》中找到了关于十三行发展与终结的历史轨迹。
01| 由郑氏家族引领的中国海商逐步从厦门转移到广州
在1661年率领大军在荷兰殖民者的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一直是台湾人民的英雄。郑成功出身于福建沿海海商家族，其父郑芝龙在1640年就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并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海上贸易集团。
据《权力资本与商帮》的记载，当时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是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郑芝龙成为明朝最巅峰时期亦商亦盗的海商代表。
17世纪中叶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尽管荷兰人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但在郑芝龙海上集团面前，他们不得不每年向郑芝龙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作为逆势而起的海商，郑芝龙家族的霸权一直维持了30多年。但郑芝龙最终因为儿子郑成功不愿接受招安及其他一些辱没感情的事情而身首异处。不过，他的出现让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野心，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直至1661年被赶出台湾。
以台湾被清朝收复为标志，郑氏海商家族覆灭，清政府宣布废止沿海“迁界令”，于1684年开放海禁，并在第二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这标志着中国自唐代以来一千多年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
由于海商发展多年，在商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都是福建沿海商人。所以一开始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时，广州港的地位并不显赫，在经历了80年的历史演变后，才无限风光起来。
02| 在葡商及清政府的助推下，广州重夺外贸中心地位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们一直以为广州地处珠三角的核心区域，在对外贸易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所以广州从来都是外贸重地。
但据《权力资本与商帮》记载，“明末清初，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心一直在浙江宁波双屿，福建漳州月港、厦门一线。尽管广州离南海距离更近，但较之广州，厦门、漳州更接近中国生丝、丝织品、茶叶产地。在四口通商之初，广州港的优势并不明显。”
现在在广州还有很多古老的典当行，有些还能看到写着“牙行”的旧称。
王俞现老师是这样解释“牙行”的来源的：“牙”字在古代也被用来指交易中介人，关于“牙行”的记载从元代就开始了。商人们认为，“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官方同意设立牙行，但要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官牙制”应运而生，雅商成为官营贸易体系之外唯一的中间贸易合法商人。
听父辈说，以前的商贸交易都是由官方操纵的，所以在民间历来有“官商勾结”的说法。
《权力资本与商帮》同时指出：直到1685年，延续千年的“市舶司”制度寿终正寝。这意味着由官吏直接介入与外商交易的行为不被鼓励，官方开始指定商人，在今天广州十三行“洋货行”，统称“十三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样，以“十三行”为代表的牙行商人登上历史舞台。
从明朝开始，澳门就已经被葡萄牙人租用，葡萄牙商人一直依托澳门的海上优势进行东南亚的海外贸易。
在1679年12月，清政府准许澳门与广州间开展陆路贸易，到1684年，澳门都一直是清朝唯一的海外贸易通道。因考虑到澳门历来是广州外港，1688年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澳门总口和四个税口，并宣布澳门隶属广州府香山县管辖，澳夷视同为子民。
对澳葡商船征收与中国商船相同标准的船钞，只及其他国家的1/4,葡商不仅可抵广州交易，还可随时进入关闸，与香山县直接交易，这是其他国家商人无法得到的贸易自由。
当时在澳门的葡商认为，澳门历来是葡人独处之地，所以竭力阻挠其他国家商船进入澳门。尽管葡商几乎垄断了澳门乃至中国对外的茶叶输出，但从1709年起，澳门陷入经济困境之中。到1716年，澳葡已负债累累，极度衰落。
据郑永常教授的分析：“葡萄牙对东南亚的海外贸易，由王室所垄断，是一种‘单边性贸易’，葡萄牙人拿不出特产与东方交易，王室要从欧洲带来大量黄金和白银才能购买东方的胡椒、香料及丝绸，因此债台高筑。”
后来，在被逼无奈之下，其他国家商船直接驶入黄埔，直接推助了广州贸易地位的提升。从1715年后，各国商船再也不进澳门港，这种情况到1724年成了定例，黄埔取代澳门迅速上升为广州外港，广州又回归到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
从地理位置上讲，广东远离中央政府心脏，历史为华洋杂处之区，而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重地，清朝官方不希望西方商人逼近江南漕运财富中心乃至京师重地。也就在洪北上的1759年，清朝官方正式提出撤销宁波、厦门、松江等三处海关而由广州一口通商。
伴随茶叶贸易的兴盛和海上贸易的日趋向广州港集中，一批原来在产茶区经营茶叶的徽州人也来到了广州。
徽商也是历史有名的商业代表，有了他们的助力，当时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相当稳固。
03| 泉州籍商人领衔十三行商贸辉煌时期
1760年，由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来自福建的同文行行商潘启成为复设的公行首任商总。
以的再次成立为标志，广州十三行商人才真正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这次公行重设，十三行的业务框架被划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分析负责办理外国商人贸易、暹罗贡使及商人贸易事务、本省潮州商人和福建商人来粤贸易事项。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一切中国出口货物也均由其代售，这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1788年，潘启病逝。从1760年公行复设到此时，潘启一直担任着几经反复的公行商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成熟外交体系的清政府无形中赋予了十三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交及商务使命。
无独有偶，与李旦、郑芝龙一样，潘启也来自泉州府同安县。以李旦为标志，尔后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再到十三行领袖商人潘启、伍秉鉴，泉州籍商人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海上贸易。
作为潘启的接班人伍秉鉴，后来开始与美国商人合作，造就了伍家开始崛起。伍家二代虽然为作为整个家族19世纪世界首富之一，但是伍氏父子三人工于心计，累世勾结官府、串通外商、贩卖鸦片、私运白银的龌龊与灰暗，并不为世人乐道。